宋代谢石在临安街头设摊时，遇一士人以手杖在土上写“一”字求测。他端详片刻便道此字非凡，土上添画已成“王”形，必是贵人。随后士人又书“问”字，笔锋两侧斜飘，谢石见左看右看皆是“君”字，当即俯身叩拜。后来得知此人正是微服私访的宋高宗，这段记载见于南宋文人笔记，展现了拆字时结合字形与书写情境的解读逻辑。
明代《菽园杂记》记载某书生赴考前写“贵”字求卜。术士指出“贵”上为“中”下为“贝”，本是科举得第之兆，但“中”字未封口，预示此次难成需再考一年。次年书生果然得中，印证了笔画完整性在解读中的参考价值。这种将文字结构与具体事项关联的方法，体现了测字术中对字形细节的重视。
清代《清稗类钞》记载上海人沈衡章善拆字。一次捕役追捕越狱逃犯，求测时拈得“鹦”字。沈衡章解析鹦鹉虽善言却终入笼中，“婴”字显羽毛未丰难远逃，又见屋后麻雀蹲于檐下，便指引往厕所搜捕，果然擒获逃犯。此案将字形象征与现场物象结合，展现了灵活的联想思维。
乾隆年间江南士子聚会，有人以“道”字问安徽进士名额。胡先声拆解“道”字含“进”字框架，中间“首”字预示会元，“首”上两点为八，加中间“一”与下方“自”，合为十人。榜发后果然安徽中十名且得会元，其解读将字形拆分与数字组合相联系，精准对应结果。
纪晓岚殿试后书“墨”字问前程，浙士拆解上部“里”为“二甲”，下部四点属“庶”字脚，“土”形似“士”，断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庶吉士。后来结果分毫不差。此例通过汉字部件的拆解与象征，将抽象文字转化为具体事件的预判。
这些案例在明清文献中多有记载，或见于文人笔记，或载于地方史乘。其解读逻辑虽各有侧重，但都围绕字形结构、笔画特征与具体情境的关联展开，成为传统测字术实践的鲜活例证。不同时代的案例共同呈现了文字符号被赋予的丰富解读可能，在文献记载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