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寿所著《三国志》中，对诸葛亮的记载集中于其政治谋略与军事才能，详述八阵图推演、兵法布局及治国举措，未提及任何与文字拆解相关的占卜行为。魏晋时期提及诸葛亮“推演阴阳”的文献，经考证均指向行军时的气象观测与天文历法应用，与后世以汉字为核心的测字术体系无直接关联。同期流行的谶纬之学，多以天象变异、图谶符号为预言依据，尚未形成以汉字笔画、结构为解读对象的占卜范式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占卜文献，虽包含“相字”相关雏形内容，但仅为零散的符号对应记录，未构建系统的测字方法，且与诸葛亮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无关联。
测字术形成成熟体系的时间可追溯至宋代。宋代文人笔记中，多处记载谢石等术士以拆字为业的事迹，其解读方法已涵盖字形拆分、笔画计数、寓意联想等核心环节，与后世所谓“诸葛测字”的操作逻辑高度吻合。当时的测字实践已形成行业内通用的基础规则，如偏旁部首的五行属性划分、字形结构与吉凶指向的对应关系，这些规则在宋代测字专著中多有整理，且可通过现存文献与后世诸葛测字的方法体系形成比对。
传统术数领域存在普遍的“托名圣贤”现象，测字术选择与诸葛亮关联，源于其在传统文化中“智圣”的符号地位。诸葛亮“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”的形象经《三国演义》等文学作品强化后，成为民众认知中“未卜先知”的代表，这种文化认同为测字术借助其名号增强权威性提供了基础。明代《永乐大典》收录的《诸葛心书》，虽首次将测字方法与诸葛亮姓名直接绑定，但书中内容夹杂宋代才成型的五行生克细化理论，与诸葛亮所处时代的学术思想存在明显时代差，可佐证其为后世整合拼凑的文献。
现存诸葛测字相关的诗签抄本与民间解读案例，经文字学与历史学考证，存在诸多时代错位特征。部分案例中提及的简体汉字，其规范使用始于民国时期，却出现在标注为“古传诸葛测字”的文献中；部分解读逻辑依赖宋代以后才形成的汉字寓意引申体系，与三国时期的汉字使用场景及文化内涵存在差异。这些细节表明，民间流传的诸葛测字具体实践方法，多为后世在传统测字术基础上，结合诸葛亮文化符号进行的整合与再创造，而非直接传承自三国时期的原始技法。
历代文献对诸葛测字的记载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：宋代文献仅记录测字术本身的发展，未提及诸葛亮；明代文献开始出现两者关联的初步记载，但内容零散且理论体系不完善；清代至民国时期，相关记载逐渐丰富，解读方法也更趋系统化，同时融入更多地方民俗元素。这种记载脉络与传统术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规律一致，反映出诸葛测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其形成与发展是后世不断赋予其历史内涵与文化意义的过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