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催生了对秩序与预知的集体渴望，这种渴望在文化传承中逐渐凝结为符号化的记忆。诸葛亮在正史中以“推演兵法，作八阵图”展现的谋略，与“仰观天象，俯察地理”的认知能力，为民间建构其“通天人之际”的形象提供了基础。当战乱中的人们面对生死、迁徙、耕作等未知境遇时，需要一种能连接现实与超验的文化载体，而诸葛亮的智慧形象恰好成为这种载体的核心符号。
文化人类学视角下，诸葛测字的形成是“历史事实”与“民间想象”相互融合的产物。陈寿《三国志》中未提及诸葛亮与测字相关的记载，但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的《襄阳记》已出现“诸葛亮为刘备卜筮”的传说，这种记载的差异体现了文化符号的层累建构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诸葛亮的形象从“政治家、军事家”逐渐扩展为“能预知祸福的智者”，测字术托名于他，本质是民间将对“掌控未知”的需求投射到权威文化符号上，形成具有情感认同的文化实践。
三国文化中的“忠义”“智慧”等核心价值，通过诸葛测字得到进一步具象化。测字过程中对“敬字”“诚心”的要求，与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中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精神形成隐性呼应，使占卜行为不再是单纯的吉凶判断，而成为传递文化价值观的仪式。人们在写下求测汉字时，不仅是在寻求未来的答案，也是在通过这一行为强化对“智慧”“诚信”等三国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，这种认同在社区层面形成共享的文化记忆。
诸葛测字的传播路径符合文化人类学中的“传统发明”理论。宋元时期，话本小说《三国志平话》将诸葛亮塑造成“能呼风唤雨、预知后事”的奇人，为测字术与三国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叙事基础；明清时期，地方戏班演绎的“诸葛亮测字断事”剧目，进一步将这一传说植入民间日常生活。这些后世建构的“传统”，并非对历史的背离，而是文化为适应不同时代需求所进行的意义再生产，使三国文化通过测字这一具体实践得以延续。
从文化功能来看，诸葛测字承担着社会情绪调节的作用。在传统农业社会，自然灾害、战乱、疾病等风险难以预测，人们通过测字获得的“吉凶指引”，本质是将不可控的焦虑转化为可理解的文化解释。这种解释体系以三国文化中的诸葛亮形象为依托，增强了说服力与可信度，使个体在面对困境时获得心理安定，同时也在群体中形成共同的风险应对认知，维系着社区的文化凝聚力。
诸葛测字与三国文化的关联，最终指向文化人类学对“集体记忆”的研究范畴。诸葛亮的形象、三国的历史叙事、测字的实践仪式，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。这套系统并非静态的历史遗存，而是动态的意义载体，在不同时代不断被赋予新的解读，既满足人们对未知的探索需求，也持续传递着三国文化中关于智慧、担当、秩序的核心价值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纽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