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秦时期合婚依附宗法制度与占卜传统，核心围绕族群延续与祭祀伦理。“同姓不婚”是首要禁忌，通过规避血缘相近婚配维护族群健康，体现早期对遗传规律的朴素认知。合婚流程以龟甲、筮草占卜吉凶，巫祝根据卦象解读天意，无系统命理推演，仅通过仪式感强化婚姻的神圣性与宗法合法性。贵族联姻更注重政治联盟，占卜结果多作为促成婚姻的象征，平民合婚则简化流程，侧重规避明显不吉的婚配组合。
汉代合婚文化萌发命理雏形，阴阳五行与干支理论开始渗透。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将婚姻与天命关联，合婚逐渐脱离单纯占卜，融入五行生克逻辑。《白虎通义》明确婚姻需“承宗庙、继后嗣”，合婚标准兼顾伦理与初步命理判断。干支纪年法被赋予吉凶含义，男女双方出生年份的五行属性成为匹配参考，如木命与火命相配被认为相生吉顺。此时尚未形成完整八字体系，合婚仍以禁忌规避为主，如避免与刑冲年份出生者婚配，核心是通过五行调和实现家族运势平稳。
魏晋南北朝合婚受玄学与佛道思想影响，命理元素进一步丰富。管辂、郭璞等术士将天文、易经融入合婚推演，开始关注出生时辰对婚配的影响。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提出的胎元理论，为后世四柱八字合婚提供了参考依据。士族阶层重视门第与命理双重匹配，合婚成为维护阶层地位的工具，通过五行互补与卦象推演筛选配偶，既保证血统纯正，又追求运势相合。民间合婚则保留较多占卜传统，同时吸纳佛教“因果姻缘”观念，将合婚结果视为前世注定的缘分。
唐代合婚实现体系化突破，李虚中首创年、月、日三柱干支推命法，为合婚提供具体推演框架。《李虚中命书》虽可能为后世托名，却反映了唐代禄命术的成熟，合婚开始依据干支组合判断五行适配。科举制度推动社会阶层流动，士人阶层将合婚作为改变命运的途径，重视配偶八字对自身仕途的助力。合婚流程逐渐规范，“交换庚帖”成为约定俗成的环节，庚帖记录出生干支，由术士推算匹配度。此时合婚仍兼顾门第，但命理适配的权重显著提升，五行相生、干支相合成为核心标准。
宋代合婚文化完全成熟，徐子平完善四柱八字体系，加入时辰干支形成“八字合婚”，著《渊海子平》奠定合婚理论基础。朱熹《家礼》将合婚纳入规范婚俗，赋予其道德化色彩，认为“天命相合”才能家宅安宁。合婚从贵族普及至民间，市民阶层兴起推动命理书籍流行，《三命通会》等典籍细化合婚规则，强调五行互补与配偶星旺衰。“庚帖互换”成为婚嫁必经程序，术士通过分析日主强弱、十神配置、纳音相生等多重维度，综合判定婚配吉凶，生肖冲克观念也在此时广泛传播。
明清合婚文化进入鼎盛期，形成制度化与地域分化特征。明代《大明律》规定婚姻须交换庚帖，合婚成为法律认可的婚俗环节。清代《协纪辨方书》纳入官方历法，合婚与择吉日、破关煞结合，形成“三元合婚法”，通过天元、地元、人元三重维度推算匹配度。北方合婚偏重生肖冲克，如“龙虎斗”“鸡狗不合”等禁忌深入人心；南方则注重五行平衡，闽粤地区“八字帖”习俗尤为盛行，细化到干支合化、神煞吉凶等细节。民间术士编撰大量合婚专著，如《合婚总论》收录21种推演公式与12种关煞破解之法，合婚流程愈发精密复杂。
民国时期合婚文化遭遇冲击与调适，新文化运动将其批判为封建迷信，城市知识阶层逐渐摒弃传统合婚。但民间合婚习俗仍顽固延续，港台地区因保留较多传统文化，合婚依然普遍，且融入现代生活元素。大陆地区合婚功能发生转变，从婚姻准入标准变为仪式化环节，部分家庭保留交换庚帖的形式，却弱化命理推算。同时，五格剖象法等改良流派传入，与传统八字合婚并行，合婚工具开始从手工排盘向简化测算过渡，适应快节奏社会需求。
现代合婚文化呈现多元共存态势，传统与创新相互交织。部分家庭严格遵循古法合婚，注重八字五行互补、生肖相合与吉日选择；年轻一代多将合婚视为文化仪式或心理安慰，简化流程为仅看生肖或五行，甚至结合星座等西方元素。婚庆行业将合婚包装为特色服务，利用AI排盘等技术降低测算门槛，使其更具娱乐化与大众化特征。学术领域则从民俗文化角度研究合婚，剥离封建迷信成分，挖掘其反映的社会结构与婚姻心理需求，合婚作为文化符号的韧性依然存在，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不断调适演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