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秦时期的测名文化依附于宗法祭祀与占卜传统，命名行为承载族群认同与天命敬畏。贵族命名遵循“名以制义”原则，结合祖先图腾、自然天象或德行期许，通过龟甲占卜确认吉凶，名字被视为连接人神的媒介。此时尚未形成系统理论，但已隐含“名实相应”的朴素认知，认为名字的寓意与字形会影响个体运势，平民命名虽简单质朴，仍会规避不吉用字，呼应早期吉凶观念。
秦汉时期五行学说与谶纬思想融入测名实践，命名开始追求五行平衡。天干地支与五行的对应关系被应用于名字用字选择，带“木”偏旁字属木，带“火”偏旁字属火，通过字义与字形的五行属性调和先天禀赋。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强化姓名与天命的关联，帝王命名常嵌入祥瑞用字，彰显皇权天授。民间则依据生辰八字缺项补五行，如命局缺水者多用“氵”旁字，形成“扶弱抑强”的命名逻辑，名字的命理功能初步凸显。
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测名文化沾染玄远清谈之风，命名兼顾自然意趣与才性品鉴。士人阶层推崇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名字多取材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等典籍，追求空灵雅致的意境，暗合玄学“以无为本”的内核。玄佛合流促使佛教用字进入命名体系，部分名字承载修行寓意。刘劭《人物志》的才性理论影响测名标准，名字不仅关乎吉凶，更成为品鉴个人气质与才能的载体，形成“名如其人”的判断倾向。
隋唐时期科举制度推动测名文化向功利化发展，名字多寄托功名期许与吉祥寓意。唐诗繁荣让音韵审美成为命名重要考量，平仄协调、朗朗上口的名字更受青睐，既便于社交传播，又被认为能增强气场。五行理论应用更趋成熟，命理学者通过名字用字的五行生克，辅助调节运势，如“水木组合”被认为能生旺木气，助人智慧通达。官方文书与民间交往对名字的规范性要求提升，生僻字与不吉用字的使用受到限制。
宋代理学兴盛《周易》象数理论与测名深度融合，形成系统的姓名占卜体系。邵雍、朱熹等理学家将“象数理占”思想融入命名，通过笔画数对应五行，1、2属木，3、4属火，构建初步的数理吉凶框架。八字命理体系成熟后，测名更注重名字与生辰八字的适配，根据日干强弱选择用神用字，补命局五行短板。宋代隐士蔡九峰所著《八十一数理原图》，为后世数理测名奠定基础，姓名学开始从民俗向学术化过渡。
明清时期测名文化彻底融入民间生活，八字与姓名的结合愈发精密。民间术士编撰大量测名专著，细化五行用字规则与数理吉凶标准，形成“补八字不足”的核心原则。科举制度顶峰时期，名字的寓意直接关联仕途期许，“士”“儒”“彦”等用字高频出现，既显文雅又合命理。部分地区形成独特的命名习俗，结合宗族辈分用字与五行需求，确保名字既符合宗法传统，又具备趋吉避凶功能，测名成为人生重要礼仪。
民国时期五格剖象法经台湾、香港传入大陆，测名文化出现传统与现代流派并存的局面。日本学者熊崎健翁创立的五格法，将姓名笔画划分为天格、人格、地格、外格、总格，结合八十一数理吉凶表判断运势，因操作简便迅速流行。中国学者对其本土化改良，融入八字命理与三才配置理论，强化天人地格的五行生克关联。同时，新文化运动冲击传统命理，部分知识分子批判测名迷信，但民间仍延续五行与数理结合的测名实践。
现代测名文化呈现多元融合态势，传统理论与现代生活需求相互适配。五格剖象法与周易姓名学并行发展，互联网技术让测名工具普及，通过软件快速测算姓名的五行、数理与八字适配度。人们既注重名字的命理吉凶，也重视字义寓意与音韵美感，兼顾传统命理需求与现代审美标准。部分学者深入挖掘测名文化的哲学内核，剥离封建迷信成分，将五行平衡、数理协调的思想转化为姓名选择的参考维度，让这一古老文化在当代继续发挥影响。
